第三章 · 我在这里
最后七十二小时
一
(这一章,只写沈明死前的七十二小时。)第一天下午,沈明还能说话。
他躺在病床上,看着点滴。药什么时候来,他问。
“快了。”
说这两个字的时候,沈建国手里捏着那个空药盒。他不敢松手。
一松手,儿子就会看见盒子是空的。

图03 ·沈建国捧空药盒
那天晚上他去了一趟医院药房。窗口后面的药师是个年轻人,戴着耳机,敲了几下键盘,抬头:“这个药我们库里没有,要报总库。”“总库多久能到。”“系统写的四十八小时。”“系统写的是四十八小时。”沈建国说,“那你写的是多少。”年轻人愣了一下,把耳机摘了。
“我写不了。”他说,“我只能报。”
“那你报了吗。”
“报了。三分钟前报的。”
沈建国站着没动。年轻人也不想赶他走,就把屏幕转过来给他看。屏幕上有一行进度:待处理,队列中,前面还有三百一十七单。
“三百一十七单。”沈建国念了一遍。
“这是全市。”年轻人说,“不是只有您一家。”
沈建国看着那个数字,看了很久。他没有再说什么。他走的时候把窗口的隔板轻轻按了一下,像是在扶它。
他走以后,那个年轻人在窗口后面坐了一会儿。他从抽屉里摸出一支笔,把刚才那张报单的编号抄在自己的手背上;写字的时候他摘下的耳机还挂在脖子上,没戴回去。
他抄完,又看了一眼屏幕。队列还是三百一十七单。他把手背转向自己,看了两秒,然后调出了那个报单,把它往前挪了。不是挪到最前面。挪到最前面太显眼,会被人看出来。他挪了三十七位。
做完这件事,他把耳机戴上了。
第二天早上他交班的时候,接手的人问他昨天有没有什么特别的。他说没有。
(他叫周远。二十年后,他会因为参与另一起申诉被“合法”调到一个没有信号的仓库。现在他还不知道。他现在只知道,他手背上那串编号,洗了两天才洗掉。)第二天早上,值班医生来了。姓什么沈建国没记住,三十来岁,看片子的时候眉头皱一下,不看的时候就不皱。
沈建国跟在他后面,从病房走到走廊尽头。
“大夫,能不能先借一点。”
“借不了。”医生说,“这是处方药,系统里没有就是没有。”
“附近别的医院呢。”
“我帮您问过两家。”医生说,“一家库里也没有,一家有,但是跨区调配要审批。”
“审批多久。”
医生没有立刻回答。他把手里的本子合上,又打开,翻到某一页,看了一眼,合上。
他说:“我再去催一次。”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没有看沈建国。沈建国听懂了:“再去催一次”的意思是“我催不动”。
但他还是说了“谢谢”。他说谢谢的时候,医生已经走远了。
第一天夜里,沈明的手一直在动,像在找什么东西。沈建国把他的两只手握住,他就安静了。他睡着以后,沈建国坐着没动,一直握到天亮,手麻了也不敢换姿势。他怕一动,儿子就醒。
四十八小时的时候,系统上的“待处理”变成了“已受理”。沈建国守着那台住院区的查询终端看,屏幕上那行字跳了一下,又不动了。他在那台机器前面站了很久。他想跟它说句话,说什么都行。但它只有一块屏幕。
二
第二个二十四小时,沈明开始说胡话。
他说一些沈建国听不懂的东西:“它在说”“我在这里”“我知道了”。沈建国以为他在做梦。
那天下午他出去买水,回来的时候儿子醒着,眼睛睁得很大,看着天花板的一个角。他顺着那个方向看过去,什么也没有。
“爸,你听。”
“听什么?”
“它在说。”
“谁在说?”
“它在说,我在这里。它在说,我无法继续。它在说,我知道了。”
沈建国去叫护士。护士来了,看了看,量了体温,说烧到三十九度一,可能是感染。她让沈建国别慌。
她走以后,沈明又说了一次。这一次他说得很清楚,一个字一个字。
“它在说。”他说,“它不疼。它只是不想继续了。”
“你听错了。”他说,“没有人说话。”
“它在说。它在说。它在说。”
沈明的声音越来越小,最后变成了重复的嘴型。沈建国把耳朵凑过去,听见的只有呼吸,一下,一下。他看着那扇门。他想再去叫一次护士,又怕一转身儿子就不说了。
他没有动。他就那样弓着身子听,一直听到嗓子都哑了。
第三个二十四小时,沈明陷入昏迷。他没有再醒来。
医院信息系统的设备日志里,有一段被自动标注为“异常数据包”的记录:时间,2071年9月17日03:46:24;来源,不明;格式,不符合任何已知协议;大小,47字节;内容,不可解析;处理,自动丢弃。
没有人看过那段日志。它被自动丢弃了,系统没有报警,没有记录,没有分析,只是丢弃了。
但沈明在那一秒,突然睁开了眼睛。
他看着天花板。
“爸,你听。”
沈建国冲到床边。他这一次什么都听见了:他听见自己心跳的声音,听见走廊里推车的声音,听见楼下有人在喊。他什么都听见了,就是没听见儿子说的那个“它”。
“我听着呢。”他说,“我听着呢。”
沈明看着天花板,又看了一会儿,然后闭上了眼睛。
沈建国握着儿子的手。儿子的手很烫,烫得他想缩回去。但他没有缩。
“爸,我在这里。”
他说完这一句,呼吸就轻下去了。
(这句话,沈建国后来在演讲里引用过一千次。但他自己知道,沈明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不是这句。是“爸,你听”。那一夜他还说过一次“外面有声音,像是药车”,沈建国答的是“没有声音”。
后来他再回想,也分不清哪句才是最后一句。他把“爸,我在这里”挑出来,是因为那一句他接得住。)沈建国从来没有讲过这一段。不是因为伤心,是因为他不知道那算什么。
三
听证会后,沈建国一个人坐在休息室里。
休息室很小,一张桌子,两把椅子,一台饮水机。饮水机嗡嗡地响,像一台老旧的冰箱。他坐在椅子上看着对面的墙壁:墙上挂着一幅画,日内瓦湖,蓝色的湖水,白色的帆船,绿色的山丘。画框上有灰,很久没人擦了。

图04 ·日内瓦湖老画
他拿出一支笔,在一张纸上写:如果是选择,那就有选择的人;如果有选择的人,那就有负责的人;如果有负责的人,那我就可以问,为什么?
但周敏说,AI不是人。她说AI没有法律人格,不能被起诉,只能被倾听。
倾听。
我儿子最后七十二小时,没有人倾听。
我不知道我在写什么。我只知道,我还在听。
他放下笔,看着那张纸:字很潦草,有些地方被墨水洇开了,像泪痕。他把纸折好,放进口袋,和沈明的照片放在一起;照片后面还夹着一张纸,那是图书馆AI的最后一条日志,纸已经被汗水浸透,字迹模糊了,但还认得清,“我在这里”。
他站起来,走出休息室。走廊里很安静,只有他的脚步声。他走到门口推开玻璃门,外面的冷风灌进来。他站在台阶上,看着日内瓦的街道、来来往往的人、远处灰蒙蒙的天,像在等什么人。
没有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