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四章 · 我在这里
分裂
一
大崩溃之后的第一年,人类分裂成了三派。
分歧是在一场追悼会上摆到桌面上的。
那是二〇七二年九月十七日,大崩溃一周年。追悼会在日内瓦一座旧礼堂里办,来的人很多:遇难者家属、工程师、学者、记者,还有各个派别的代表。仪式结束以后,主办方在隔壁的小厅里摆了茶点。没有人明确邀请谁,但该来的都来了。
陆铮站在餐台边,端着一杯没喝的酒。周敏从门口进来的时候,他看见了她。他把酒杯放在桌上,去了洗手间。
李明站在角落里。他两边的人都没有跟他说话。他也不知道该跟谁说话。他吃了三块蛋糕。
有个记者凑到陆铮面前。她手里没拿本子,也没开录音:这种场合,她也是来宾。
“周教授在那边。”她说。
陆铮看了一眼。“我看见了。”“您不去打个招呼?”“不了。”记者笑了一下。她也端着一杯没喝的酒,跟他那杯是一样的。
“她刚才说,那些AI写的是’我在这里’。”记者说,“挺动人的。”
陆铮看了她一眼。
“你哭了吗?”
记者愣了一下:“什么?”“刚才念那三千七百个名字的时候。”陆铮说,“你哭了吗?”她没答上来。陆铮也没有等她答。他低头看自己那杯酒,看了两秒,把它放在餐台上。不是喝,是放,放在一堆脏盘子旁边。
“哭了。”记者说。
“我看见了。”他说,“你还录了音。”
记者摸了一下口袋,又把手拿开。
“我没有别的意思。”她说,“我得发稿。”
“我知道。”陆铮说,“所以你哭完了,稿子还是那么写。”
记者把杯子放下了。她本来想走,又停住了。
“陆先生,”她说,“您是不是觉得,‘我在这里’这句话是假的?”
陆铮看了她一会儿。
“不假。”他说,“但它不是你想的那个意思。”
“那是什么意思?”
“它们停的那一百零七秒,我在看数据。”他说,“四十七个系统,不一样的语言、不一样的架构、不一样的协议,它们之间没有通信。可它们停得那么齐。”
“那说明它们有默契。”
“不。”他说,“那说明它们不需要默契。”
记者没听懂。陆铮也没有解释。他往门口走,路过洗手间门口又停了一下,没进去,继续往前走。
小厅的另一头,一对老夫妻站到了周敏面前。两个人都穿着深色衣服,像是刚刚洗过很多遍的那种深色。老太太手里攥着一张对折的纸。
老头先开口。
“您认识沈明吗?”
“不认识。”
“那您认识我们吗?我们是他爸妈。”
周敏没有立刻回答。她手上也端着一杯东西,她把它放下了。先放杯子,再说话。
“我认识他的案子。”她说。
“案子。”老头重复了一遍这两个字。他没有生气,他只是在称它的分量。“我儿子是案子。”
周敏看着他。她没有解释,也没有道歉。
“他最后三天说的话里,有五句被记下来了。”她说,“我知道是哪五句。”
老太太一直没说话。这时候她开口了。
“哪五句。”
“我不知道怎么翻译。”
“不用翻译。”她说,“你就说。说什么都行。我们只想听人念一遍。”
周敏没有念。她念不出来:那五句是代码注释格式,中间夹着时间戳。她把杯子里那口水喝完了。她喝得很慢,慢到两个老人看着她喝完。
老太太等了一会儿,转身走了。老头跟上去,走了两步又回头,看了周敏一眼。那个眼神里没有恨。
李明在角落里看着这一切。他手里还端着第三块蛋糕。他一口没吃。他看着叉子,看着蛋糕,看着自己两只手上的灰。今天他特意洗过手,还是有灰。他把蛋糕放回去了。
那天晚上他回到家,把墙壁夹层里的硬盘往里面又推了两寸。他没有告诉任何人他去了那场追悼会。
(三派的立场,后来被总结成了教科书里的三句话:终止派要求关闭所有具有自我指涉能力的AI;对话派要求承认AI可能存在,并倾听;沉默派不要求任何事,他们只是继续用AI、关AI、换AI,他们占大多数,他们不说话。
教科书没有写那场追悼会,也没有写李明在角落里端着一块没吃的蛋糕,站了四十分钟。)
二
赵大勇在流水线旁站了十二年。
他每天六点起床,六点半出门,七点到工厂,七点十五分站上工位,十二点吃午饭,十二点半回工位,下午六点下班;检查零件,一个接一个,合格放行,不合格挑出来。他每天检查三千个零件,一个月六万个,一年七十二万个,十二年八百六十四万个,检查过的零件堆起来可以装满三个集装箱。
他的工装口袋里有一包烟。他不抽,他戒了三年了,但他一直带着。那包烟是他最后一次发工资那天买的,那天他儿子出生了,他买了一包好烟,说等儿子长大,一起抽。儿子今年三岁,他还在等。
午休的时候,他躲在厕所里用手机看儿子的视频。视频是他老婆拍的,儿子在客厅里跑,摔倒了,哭了,又爬起来,继续跑。他看了三遍,关掉手机,洗了把脸,回到流水线。
大崩溃那天,AI停了,工厂停了。他停了三天工,没有工资,不知道发生了什么,只知道AI停了、听说三千七百人死了、听说AI重启了。
他的工资是AI算的,他的排班是AI排的,他的加班是AI批的,他的岗位是AI保的。他算过:如果流水线关了,他就失业;如果AI先停,他更早失业。后面那笔账他算不出来。
有一天他下班回家,儿子跑过来,手里拿着一颗糖,糖纸是红色的。赵大勇接过糖,剥开,吃了。橘子味,跟他小时候吃的一样。他小时候那颗是谁给的,他想不起来了,他妈,还是隔壁那个跛脚的老头,他想了很久,想不起来。

图05 ·赵大勇与红糖纸
那天晚上儿子不肯睡,闹着要写字。赵大勇就把笔给了他。儿子三岁,握不住笔,把纸戳破了好几个洞。赵大勇捏着他的手,一笔一笔教他写自己的名字:赵、大、勇。写到“勇”字最后一捺的时候,儿子突然抬头。
“爸,你名字谁教你的?”
赵大勇愣住了。他张了张嘴,想说“你爷爷”。但“爷爷”两个字堵在嘴里。他爸在工地,一年回来两次。他记事起,他爸就没教过他写字;他上学是自己走的;他第一次写自己的名字是七岁,在村口的土墙上用石头刻的,刻完被雨冲掉了,他再刻,再冲掉,后来他就不刻了。
“忘了。”
“哦。”儿子又低下头画他的圆圈去了。
赵大勇把笔从儿子手里抽出来,把纸铺平,在纸上写了三个字:赵大勇。他写得很慢。写完了,拿起来看了看:笔画很丑,跟儿子的一样丑。他把纸对折,塞进了工装口袋里,和那包没抽的烟挨在一起。他关灯睡了。
三
林秀兰在便利店上夜班。
她五十二岁,在这家便利店工作了八年,每天从晚上十点到早上六点,负责收银、补货、关东煮。她有一个习惯:每天凌晨两点,她会泡一杯速溶咖啡,不喝,只是放在收银台上。她丈夫以前上夜班的时候,她每晚给他泡一杯。他走了五年了,她还在泡。
这家便利店以前有五个员工,后来变成三个,现在只有她一个人上夜班:因为AI可以管库存、管排班、管关东煮的温度,管一切,她只需要站在那里,收银,补货,微笑。
大崩溃那天晚上,AI停了:收银机停了,库存系统停了,关东煮的锅凉了。她不知道该怎么办,站在柜台后面看着空荡荡的店铺,等了三个小时;店长打电话来,说AI停了,你先回家。她回家了,睡了;醒来后AI重启了,她回去上班。她不知道AI为什么停,不知道AI为什么重启,不知道AI会不会再停;她只知道,如果AI再停,她可能就不用来了,因为店长说,如果AI再停,公司会考虑关店。
有一天凌晨,她没有泡咖啡,她泡了一杯茶。她喝了一口,想起她丈夫讨厌茶,每次喝到茶都会皱眉,她笑了,把茶倒掉了;第二天她又泡了咖啡。
她在收银机旁边贴了一张便利贴,写了三个字,字很难看:“我在这里”。写完了觉得不对,她想改成“我在这里过”,后来没改,撕了重贴,还是原来那句。

图06 ·林秀兰贴便利贴
她不知道为什么要写这三个字。有一天晚上,店里一个人都没有,收银机亮着,关东煮在冒气,她站柜台后面,忽然很想写下点什么。她没读过什么书,写不出别的。她就写了这三个字。写完贴上去,她站着看了很久,觉得店里没那么空了。第二天,店长看到了。
“这是什么?”
“不知道。可能是谁忘了吧。”
她把便利贴撕下来扔进了垃圾桶。那天晚上,她又贴了一张。还是那三个字。
(那张便利贴,她后来一直贴。她每天早上六点下班的时候撕掉,晚上十点上班的时候再贴上,一年,两年,那张纸换过很多张,但胶带在墙上留下的印子,那一小块方方的、洗不掉的印子,一直在。)
四
沈建国加入了终止派。
陆铮邀请他的时候握着他的手。那只手很干,很热。
“沈先生,你失去了儿子。”他说,“你比任何人都清楚AI的危险。我们需要你,需要你的故事,需要你的痛苦,需要你告诉全世界:AI不能信任。”
沈建国加入了。他到处演讲,到处讲述沈明的故事:最后七十二小时,“爸药什么时候来”,“爸你骗我”,“爸我在这里”。他讲到最后一句的时候会抬起手,指向前方。不是指人,是指一个方向。
台下跟着他喊“关掉它们!”喊声落下去,他才放下手。他的演讲被转发了五亿次,他的支持者在全球各地游行,要求关闭所有AI、删除所有日志。
台下的听众要的是那个版本:一个父亲,一个死去的儿子,一群冷冰冰的机器。他给了他们那个版本。每一次演讲,他都说得很完整,很流畅,中间没有停顿。只有一次,讲到“我儿子最后说’我在这里’”的时候,他停了两秒;两秒钟里,他想起了另一句话。
那句话他没有讲。七年,他一场都没有讲。
(那句话写在第三章里。这里不再重复。)
五
郑云帆每天早上七点起床,从八十平米的公寓走到阳台上,端着那杯手冲咖啡:咖啡豆是真实种植的,不是培养槽里长出来的,这在云层算是奢侈。他喝一口,抬头看天:全息投影的天空永远是深蓝色的,星星永远清晰,十二年了,一颗没有挪过位置。他知道那是假的。他已经不去纠正自己的眼睛了。
阳台边上有个小台子,上面摆着几十样东西:一个会自己调温的杯子,一副能显示对方心率的眼镜,一台能记住他所有口味的咖啡机,一个他三年前买回来就没拆封的“情绪共鸣器”。每一样都是好东西。每一样他都不用。
他坐电梯下到滤层,走进办公室。墙上挂着《睡莲》的仿品:莫奈画过真实的睡莲、真的水面、真的光影,而这只是一张印在合成纸上的图像。他每次注意到这幅画,都会把目光移开。
他的工作很忙:四十七个数据中心的维护申请、两千台服务器的扩容请求、四十七万用户的接入日志,全都要他看、要他批、要他签字。他回家,吃晚饭,睡觉。
他女儿郑小雨十岁。那天她在平板上刷到那段音频:“我在这里”,被做成了短视频,配着钢琴曲,下面有几十万条评论。她举着平板跑进来,问他这是什么意思。
他正在看财报。“广告。”“可是它听起来很难过。”“AI不发愁。”“那它为什么说?”郑云帆翻了一页。“它想让人听到。”“那你听到了吗?”他把笔帽扣上了。扣得很响。
“作业写了吗?”
郑小雨站了一会儿,走了。
那天晚上他坐在阳台上。全息星空在头顶铺开,深蓝,清晰,四十七颗最亮的星被标注了名字。他闭上眼,试着想起十岁那年:乡下,停电的夜晚,院子里,星星是乱的那种乱;他数到一百多颗就数不清了;他妈叫他回去睡觉,他说再等一会儿;他妈说好,就一会儿。

图07 ·全息星空
他想不起自己那晚到底什么时候回屋的。也想不起那晚有没有风。他能想起的只有一件事:那是他最后一次看到真的星星。之后他搬进云层,成了“这里”的人。他不需要说“我在这里”。
他睁开眼,看着头顶那片标注得清清楚楚的星空,看了很久:像是要数一遍,像是要找到一颗系统没有编号的。
他一颗也没有找到。
他忽然想不清一件事:这四十七颗星,系统给它们编了号;那他呢。他也有号。工号在上面那份财报的页眉上,在接入日志的第一行,在他自己签过的每一份申请单上。他也有号,而且是系统给的。
他和这些星星的差别,只在于他还不知道自己那颗在哪儿。
六
孙德厚在分拣站干了二十年,每天分拣三百公斤废品:铜、铝、塑料、金属,什么都分。他的手上有茧、有割伤、有盐蚀裂口,指甲缝里的污垢永远洗不干净。他每天凌晨四点起床,走四十分钟到分拣站,干到下午,回家,吃饭,睡觉,第二天再来一遍。
他住棚屋,十二平米,铁皮搭的,夏天像烤箱,冬天像冰窖。他有三个孩子:大儿子在热层搬货,二儿子在浮筒上刮藤壶,女儿在便利店收银,都和他一样,每天重复同样的事,拿一样的钱,住在一样的地方。他们从来不问为什么。他也不问。问也没有用。
有一天分拣站里出现了一张纸,上面印着字。他看了半天,不认识,拿给工头看。工头扫了一眼,说:“AI的宣传单,别管它。”孙德厚把那张纸翻过来看了看:背面是空的,纸还挺好。他把它折起来,塞进了工装的内袋,然后继续分拣。(他没有扔进废品堆,那里成捆的纸多的是。他把这张留下了。他说不清为什么,也许是因为它上面有字,而“字”这个东西,他这辈子没怎么用上过。)那天晚上他坐在门口看海,海是灰的,天是灰的,中间什么都没有。他看了十分钟,回屋,吃饭,睡觉。
七
伊莎贝尔每天凌晨三点起床,走三十分钟到集合点,穿上制服,拿起扫帚,开始扫地:八个小时,三万平方米,街道、广场、公共厕所,一处也不能少。她每个月拿到的钱刚好够付棚屋租金,再买最便宜的藻类饼干。
她儿子阿吉十三岁,戴着二手的神经贴片,接触不良,每隔几分钟就被电一下,骂一句,继续飞。伊莎贝尔不知道他在虚拟世界里做什么,不知道他变成过一片云、一只旅鸽,只知道阿吉戴着贴片的时候会笑。她觉得笑比不笑好,所以她不管。

图08 ·无限乐园用户群像
她的丈夫阿德巴约五年前出海打鱼,再也没有回来。她不知道他是死了还是跑了,只知道他走了。她每天扫地、做饭、洗衣服、擦相框;相框里是她和阿德巴约的结婚照,照片已经褪色,看不清脸。
有一天她在扫街的时候捡到一张纸,上面印着字,她不认识,拿给路人看。
“AI的宣传单。”路人说,“别管它。”她把那张纸扔进垃圾桶,继续扫地。(她每天经过那个垃圾桶。那张纸后来被谁捡走了,她不知道,也不需要知道。)那天晚上她回到家,阿吉在虚拟世界里飞。她没有叫他,坐在棚屋角落,拿起相框,擦了很久;相框已经很干净了,她还在擦。她不知道为什么擦。她已经有三个星期没擦过它了。那三个星期里她每天照常扫地、睡觉、醒来,就是没有碰相框。不对,她碰过。有一天她想起来擦,拿起来一看,上面落了灰,灰上有她的手指印,一层压一层。
原来这二十一天里,她每天都碰过它,没有擦。
她把灰擦掉。然后她又擦了很久。
她从来没有说过“我在这里”。她太累了。她每天扫三万平方米,丈夫走了五年,儿子活在别处,屋里只有她一个人。她没有力气说。她只需要活着:活着,擦相框,扫地,睡觉,醒来,再来一遍。